一、
「台灣新電影我覺得它也是一種電影工作的生活方法﹐悲情城市產生的前後﹐對這一類電電影的需求......一種電影生活方式消失了﹐可能我們要留戀的﹐是一種生活方法吧」
以上來自一位中國導演﹐據說在談「台灣新電影」。不妨認真諗下﹐你真係明佢想講咩嗎？
講了一堆這樣的話的(重有很多)﹐是賈樟柯。
對比阿比察邦﹐直講台灣電影形式對他的啟發：「記憶有其存在價值﹐電影就是記憶」
再對比是枝裕和﹐談及日治時代父親居台生活：「......童年往事這就是我想拍的電影」
意思清楚﹐簡單明確。
淺野忠信直講跟侯孝賢合作經驗﹐而又有個人見解﹐更精彩。
兩相對照﹐觀眾可以見到中國藝術家的虛假﹐無法直抒己見﹐要千方百計講廢話﹐掩飾自己的真意。
最值得注意﹐賈樟柯和是枝裕和的言談﹐其實有共通之處﹐都有看新電影﹐然後感同身受之意(賈從《風櫃來的人》、是枝從《童年往事》見到自己云云)﹐不同的是﹐是枝歸結到成長、記憶、親情、歷史(到小津安二郎跟編劇工作的場所)﹐裡面有真情。賈樟柯則用人情、溫情作包裝﹐歸根結底﹐佢都係回到雙城對照的舊路﹐將「中國」跟「台灣」作一雜交式重疊(類似英治時代「香港」「上海」雙城記云云)﹐不外乎穿鑿附會﹐國家主義﹐裡面是假意。試問誰可看到中國片跟台灣新電影有何真正相通之處？
明槍易擋﹐綿裡針最難防﹐賈樟柯是危險人物。
二、
將《光陰的故事－台灣新電影》﹐跟演藝學院出品《無涯》對照﹐更有意思了。
《光陰的故事－台灣新電影》是外放的﹐想向世界出發﹐類似李屏賓記錄片﹐台灣的部分很少﹐由巴黎、Rotterdam、日本、阿根廷等等﹐最後到香港、中國。 演藝學院出品《無涯》﹐剛剛相反﹐杜琪峰的名譽﹐來自香港本土﹐來自歐美﹐跟中國無關。《無涯》由疑似「新香港人」操刀﹐則將主戰場搬回中國﹐要杜Sir跟中國混交。最後更將杜Sir連結到左膠、殖民主派的社運失敗主義﹐高唱《海闊天空》。
《光陰的故事－台灣新電影》的悲哀﹐是它始終是台灣政府宣傳品﹐貌似想向世界出發﹐結果都是要回到共匪的世界﹐由一班言語無味、虛情假意的匪類﹐狗up廢話。
最可笑是艾未未：「我在紐約第一次看《童年往事》﹐覺得很驚人﹐完。........還是再講一典嗎？」(大意)﹐根本佢咩都唔想講﹐這就是地獄鬼國的悲傷﹐不理那是什麼滿肚墨水的人﹐對人就是沒有信任﹐不僅中國人﹐連台灣人都不相信。
香港的部分亦很可憐﹐訪問羅維明、舒琪、中國人應亮。其內容之無聊﹐篇幅之短﹐令人悲傷﹐不認不認還需認﹐賣港者眾﹐香港再不自立﹐則已完全歷史任務。
三、
《光陰的故事－台灣新電影》各種訪問﹐亦令人見到世界民族性的側面：
台灣人最hea：
可能是自恃熟悉﹐完全是吹水﹐林懷民連《風櫃來的人》都講錯做《戀戀風塵》﹐照放不誤﹐真不懂編導是調侃、挑機還是怎樣。
日本人最認真：
講完。
歐洲人最鍾意書寫世界歷史：
張曼玉前夫﹐連中國片和台灣片的分別都拗一輪。
阿根廷人最無聊：
唔知up咩春。
香港人最自戀、又最自卑：
明明講台灣﹐都要踩香港片兩腳。
最後﹐當然是中國人啦﹐大部分是笑料(如劉小東講《青梅竹馬》有場戲典典典有心理意味﹐即刻播片﹐完全唔係那回事)、亂up、老屎忽。其實我無咩意見﹐因為王兵什麼的出場﹐我忍受不了﹐離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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